欧阳修（1007－1072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，又号六一居士。庐陵（今永丰县沙溪人）。北宋卓越的文学家、史学家。四岁丧父，家贫，他的母亲以荻（秸秆）画地，教他写字。
多诵古人篇章，为诗文，“下笔出人意表”。天圣八年（1030）中进士，任西京留守推官。景佑元年（1034）任镇南军节度掌书记、馆言事，得罪宰相被贬，欧阳修写信斥责司谏高若讷不主持正义，被降知夷陵县。康定元年（1040）复任馆阁校勘，编修崇文总目。
庆历三年（1043）任右正言、知制诰。五年，杜衍、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名臣相继被排挤出朝，欧阳修上书为他们分辩，因被贬知滁州，后又改知扬州、颍州。皇佑元年（1049）回朝，先后任翰林学士、史馆修撰等职，和宋祁等一同编修《新唐书》，又自修《五代史记》（即《新五代史》）。
晚年官至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太子少师。神宗熙宁五年（1072）卒于家，谥文忠。
欧阳修（1007～1072年），字永叔，自号醉翁，晚年号六一居士，谥号文忠，世称欧阳文忠公，汉族，吉安永丰（今属江西）人，自称庐陵人（例：《醉翁亭记》最后一句），因吉州原属庐陵郡,出生于绵州（今四川绵阳），北宋时期政治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和诗人。与韩愈、柳宗元、宋王安石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曾巩合称“唐宋八大家”。
欧阳修
仁宗天圣八年（1030）进士。次年任西京（今洛阳）留守推官，与梅尧臣、尹洙结为至交，互相切磋诗文。
景佑元年（1034），召试学士院，授任宣德郎，充馆阁校勘。景佑三年，范仲淹因上章批评时政，被贬饶州，欧阳修为他辩护，被贬为夷陵（今湖北宜昌）县令。
根据欧阳修年谱，1038年3月，他赴乾德为县令，乾德即今日湖北老河口市。他在这里任县令期间，与一江之隔的谷城县令狄栗甚好，常常在一起赋诗饮酒。他在任期间，为谷城做了两件事。一是为谷城的夫子庙写了《夫子庙碑》，二是为县令狄栗写了一篇墓志铭。
康定元年（1040），欧阳修被召回京，复任馆阁校勘，后知谏院。
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人推行“庆历新政”，欧阳修参与革新，提出了改革吏治、军事、贡举法等主张。庆历五年，范、韩、富等相继被贬，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（今安徽滁州）太守。以后，又知扬州、颍州（今安徽阜阳）、应天府（今河南商丘）。
皇佑元年（1049）回朝，先后任翰林学士、史馆修撰等职，和宋祁等一同编修《新唐书》，又自修《五代史记》（即《新五代史》）。
至和元年（1054）八月，奉诏入京，与宋祁同修《新唐书》。
嘉佑二年（1057）二月，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，提倡平实的文风，录取了苏轼、苏辙、曾巩等人。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。
嘉佑五年（1060），欧阳修拜枢密副使。次年任参知政事。以后，又相继任刑部尚书、兵部尚书等职。
英宗治平二年（1065），上表请求外任，不准。此后两三年间，因被蒋之奇等诬谤，多次辞职，都未允准。
神宗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王安石实行新法。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，且未执行。
熙宁三年（1070），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，坚持不受，改知蔡州（今河南汝南县）。这一年，他改号“六一居士”。
熙宁四年（1071）六月，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，居颍州。
神宗熙宁五年（1072）卒于家，谥文忠。
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，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，对当时经济、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，有较清醒的认识。主张除积弊、行宽简、务农节用，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。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，思想渐趋保守，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；但比较实事求是，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。
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，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，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。宋初，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，浮华纂组，并无社会意义，却曾风靡一时。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，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。他自幼爱读韩俞文集，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，刊行天下。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，主张明道致用。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，以“道”为内容，为本质，以“文”为形式，为工具。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，提出要使“文”有光辉，“学者当师经”，师经才能用“道”来充实自己。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。在对“道”的解释上，他把现实中的“事”，看作是“道”的具体内容，反对“弃百事不关于心”，反对“务高言而鲜事实”。在对待“道”与“文”的关系上，主张既要重“道”，又要重“文”，认为“文”固然要服从于“道”，但并非“有德者必有言”。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“自诗、书史记所传，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”。指出：“言以载事，而文以饰言。事信言文，乃能表见于世。”所谓“事信言文”，就是内容要真实，语言要有文采，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。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。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、梅尧臣、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。后来，知贡举（主管考试进士）时，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，凡内容空洞，华而不实，或以奇诡取胜之作，概在摒黜之列。与此同时，他又提拔、培养了王安石、曾巩、苏轼、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。这样，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