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弼 - 概述 　　上弼好儒道之学，年未弱冠，就注解《周易》和《老子》。他虽兼重儒、道，同崇孔、老，但更重视的则是儒学和孔子，曾与吏部郎裴徽谈论：“圣人体无，无又不可以训，故不说也。老子是有者也，故恒言无所不足。在哲学上，他将老子“有生于无"的宇宙生成论，发展为其以无为本的本体论。主张名教出于自然，”反对何晏“圣人无情”之说，认为”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，同乎人者五情也。神明茂，故能体冲和以通无；五情同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（《三国志·魏志·钟会传》裴注引何劭《王弼传》）。 王弼　　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，内容深奥。王弼综合儒道，借用、吸收了老庄的思想,建立了体系完备、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.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,尽扫先秦、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,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、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。王弼 - 人物贡献儒学方面，王弼注《易》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。和郑玄一样，王弼注《易》也以费氏《易》为底本，因此是古文《易》学的支流和东汉古文经学演变的新形态。西汉费直以"传"解"经"，即用"传"的某些内容来解释经义，其经说仍是象数之学，带有神学色彩。王弼注《易》，虽沿袭费氏以"传"解"经"的方法，但尽扫象数之学，从思辨的哲学高度注释《易经》。他对“经”上下篇都作了注，计六卷；而对《文言》、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加注，只突出“传”之义理以阐发“经”义。至于《系辞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，均不下注，后来由东晋韩康伯继续注完。 《易经》　　王弼《易》注的贡献，首先在于抛弃了费氏的经说，把象数之学变成为思辨哲学。这是《易》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飞跃。汉人解《易》重象数，如把八卦视为天、地、雷、风、水、火、山、泽等象，用“马”来代表《乾卦》“健”的意义，用“牛”来代表《坤卦》“顺”的意义，等等。王弼在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中指出：“苟在健，何必马乎？类苟在顺，何必牛乎？爻苟合顷，何必坤乃为牛？义苟应健，何必乾乃为马？”对象数之学机械性的解释提出批评。他强调说：“夫象者，出意者也；言者，名象者也。尽意莫若象，尽象莫若言。”就是说，达意要通过象，明象要通过言，寄言出意，探求玄理。这样，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解释《易》，比机械比附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。　　其次，王弼站在玄学家的立场上，把《易》学玄学化。玄学家的根本思想是“以无为本”。王弼说：“道者，无之称也，无不通也，无不由也，况之曰道。寂然无体，不可为象。”(《论语释疑》)王弼就是用道家的本体论来释《易》的。如《彖辞》曰：“大哉乾元，万象资始，乃统天。”王弼注云：“天也者，形之名也；健也者，用形者也。夫形也者，物之累也。有天之形，而能永保无亏，为物之首，统之者岂非至健哉!”他认为，“乾”之义是“健”，有形之"天"无非是"健"的表象。万物始于天，归根到底，“统之”于“至健”。“健”是无形的，是形而上的。　　总之，王弼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，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迷信，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。清代"四库馆"学者评论道：“《易》本卜筮之书，故末派浸流于谶纬。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，遂能排击汉儒，自标新学。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·周易正义》提要）王弼 - 人物影响　　王弼《易》注，标新立异，有人出来责难，如荀融驳斥王弼"大衍义"。对此，他答曰："夫明足以寻极幽微，而不能去自然之性。"由于玄学家大多站在司马氏集团的对立面，势必遭到打击，王弼《易》注开始没有列入学官，只能流传于民间，为后来玄学者所好。两晋，南朝宋、齐，北朝，《易》学博士多是郑玄之学。及至南朝梁、陈时，王弼《易》注才与郑注并列于国学。梁武帝大力倡导儒、道、佛，以玄学讲《易》的风气颇盛。王弼《易》注开始盛行，郑学则渐微而殆绝。 王弼　　针对汉儒性善情恶、圣人无情的人性论,王弼提出圣人有情说.此说开魏晋南北朝重情抑礼,调和情礼,缘情制礼的新风气,最终催生出了自然主义的教育观.影响所及,直达宋初,主要表现为唐至宋初诗赋取士不可动摇。王弼易学有三个特点,即条例义理化、形上本体化、具有内在性.朱熹在少年时用数年时间研习立于官学的王弼易学,从而受到了王弼易学思想的深刻影响。王弼的太极学说是朱熹太极本体论的思想渊源。